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把美国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研究人员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研究人员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引人注目的基因泰克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研究人员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研究人员仍然被摆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研究人员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