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包括“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看，它面临着与其他三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不同的形势和挑战，甚至面临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压力。因此，须认真思考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它必须和中国经济一样实施战略转型，完成由“量农业”向“质农业”的过渡。

“质农业”是现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

江苏省在我国农业中兼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例。其农业经济在我国省域经济中位居前列，其绩效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当出色。这是江苏农业的典型性。尽管如此，江苏农业仍面临着“五降”。首先是农业经济的“三降”：①农业在省域经济中的比重下降；②农业绩效相对于工业绩效下降；③粮食生产绩效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绩效下降。其次是农村人口——劳动力的“两降”；④70%的农业劳动力连带其他人口离开农村；⑤农村剩余人口的70% 是老弱妇幼。应当说，江苏农业的“五降”，既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业正在经历的共同特征，也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已经面临并逐步经历的发展特征。这是江苏农业的代表性。

江苏农业“五降”中，①和④“两降”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必然和合理现象，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②和③“两降”最具重要性；⑤“降”既是②和③“降”导致的，反过来又会加剧②和③“降”。②和③“降”反映着农业经济的宏观相对绩效。它们适度之“降”有其合理性，然而下降过分或不当则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意味着农业萎缩。②“降”会加大国家社会和经济安全性风险；③“降”会拖整个农业发展的后腿。

由江苏看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重要而且急迫的问题是：如何能使农业现代化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并辔而行；如何能使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与绩效相对更高的非粮农产品生产并辔而行。解决这两个“并辔而行”问题，需要从我国农业发展战略考虑。

在我国，农业作为经济基础首先关注的是对人民生活的安全保障作用。因此，安全型农业，尤其是粮食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一安全首先体现在“量”的满足。这样，以数量发展为特征的“量农业”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这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一味倚重“量农业”，必然会牺牲农业经济绩效。其表现为：农业系统低效运行；农产品量大质次；农业经济收益难以大幅度提高。近几年甚至不时会因农产品数量过大、滞销而废弃于田，乃至发生大面积农田撂荒等异常事件。鉴于此，有必要同时重视和创建以质量发展为特征的“质农业”模式。在现时中国，“质农业”的发展梯度无论是实施空间还是经济绩效，均远优于和高于“量农业”。对于解决两个“并辔而行”问题，“质农业”比“量农业”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

两类“质农业”：

中国对“自然资源集约模式”的选择

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无不是质农业，即以“质”为先，“质”“量”兼顾，“量”是建立在“质”基础上的。他们的“质农业”模式，依据生产要素率产出率，大体分两类，可分别名之为“美国模式”和“以色列模式”。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是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二是人力。美国的耕地和水资源极为富余，而劳动力相对不足，因此，他的“质农业”是向着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方向。与美国模式一致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以色列，最为短缺、最受制约的是可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而不是劳动力。 因此，他的“质农业”是向着提高单位自然资源（耕地或水）产出的方向。与以色列模式相似的有西欧国家、日本和我国台湾。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研究表明：美国模式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率比以色列高一个量级（美国为161.3麦单位/人，以色列为71.9麦单位/人）；而以色列模式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比美国模式高一个量级（以色列为3.66麦单位/公顷，美国0.98麦单位/公顷）。可见，美国的“质农业”是劳动力集约模式，以色列的“质农业”是自然资源（土地和水）集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