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政府最早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就是我研制出来的，用的是阿根廷本土的品种。”阿根廷头号大豆育种专家、现任尼戴拉(Nidera)公司大豆项目负责人鲁道夫？罗希(Rodolfo Rossi)对我说，“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以及草甘膦专利到期后的大幅降价，使得采用免耕技术的大豆种植面积从1993 年时的不到100 万公顷增加到现在的将近2000 万公顷，这就是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的附加效应。”

罗希博士从1976 年起就开始研究大豆，1991 年他所在的种子公司被种业巨头尼戴拉买下，后者从孟山都(Monsanto)买来了抗除草剂基因的使用权，让他负责把这个基因转入阿根廷大豆当中。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难在第一步，即基因本身的研发和植入，一旦有了第一个转基因品种，将其转入另一个品种不是一件难事。罗希很快获得了成功，大田试验也进行得很顺利。最终是尼戴拉(而不是孟山都(Monsanto))向阿根廷农业部提出了种植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尼戴拉的总部虽然在荷兰，但老板是阿根廷人，主要业务也都在南美洲，通常被认为是一家阿根廷的公司，这一微妙的区别被认为是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为何批准得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农场主们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是阿根廷外汇的主要创造者，自然也就有权利要求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配合。中国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形成集团优势，没有被大家认可的利益代言人，这是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在中国迟迟不能推广的重要原因。

截至目前，阿根廷一共批准了28项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它们大都采取了和抗草甘膦大豆类似的模式，即基因本身全部来自六大跨国种子公司(美国的孟山都(Monsanto)、先锋和陶氏，德国的巴斯夫和拜耳，瑞士的先正达)，但种子则都是阿根廷本土品种。难道阿根廷就不担心他们的农业命脉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吗？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比转进去的这个基因更重要的是种子里面原有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基因，它们才是真正决定某个品种是否适合阿根廷的关键因素。”阿根廷农牧渔业部主管转基因审批的副部长洛伦佐？巴索(Lorenzo Basso)对我说，“孟山都(Monsanto)不能为我们提供百分之百的解决方案，阿根廷本土的种子公司做了更多的工作，它们的价值比孟山都(Monsanto)大得多。”话虽如此，巴索也承认生物技术对于农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孟山都(Monsanto)虽然只贡献了一个基因，但它的价值绝对不能用简单的百分比来衡量，否则转基因也不会成为这么大的话题了。问题在于，这个基因不是白给你的，孟山都(Monsanto)肯定想通过出售使用权挣一笔专利费，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阿根廷却没能实现。

“第一代抗草甘膦转基因刚进来的时候正赶上阿根廷政府修改专利法，大约有2000 多个专利申请受阻，我们的基因也包括在内。”孟山都(Monsanto)主管拉丁美洲的副总裁帕布罗？瓦奎罗(Pablo Vaquero)对我说，“其中一个专利的拥有者把阿根廷政府告上法庭，2002年被判败诉，于是我们也和其他专利持有者一样停止了申诉，转而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没有阿根廷专利就没办法从阿根廷农民那里收取专利费，于是孟山都(Monsanto)转向欧洲，试图从大豆购买国那里收取这笔费用，官司打了好几年，孟山都(Monsanto)再次败诉，于是他们决定停止抗争，放弃了这个基因，转攻玉米，最终变成了阿根廷玉米种子的最大供应商。而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则被本土企业唐马里奥(Don Mario)和尼戴拉瓜分了，它们都没有向孟山都(Monsanto)缴纳专利费。

 那么，在这件事上阿根廷农民占便宜了吗？倒也未必。从此以后大豆的转基因研究遇冷，1990 ～ 2010 年只有两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被引进到阿根廷，与玉米的10 多个品种相比差距明显，阿根廷农民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中国的情况更糟糕，目前中国唯一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作物(Transgenic crops;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就是抗虫棉，但这个抗虫基因很快就被盗版，其结果就是跨国公司不再引进新的转基因棉花，导致中国棉农这么多年来一直用不到最先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