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让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再次成为关注热点。截至2013年底，农业部受理的种业企业品种权申请量为4253件，授权量1313件。按照5200家种业企业基数计算，平均每家企业只有0.8件申请，0.25件品种权。而孟山都(Monsanto)公司在全球拥有授权专利30831件，先锋国际良种有限公司拥有8348件，先正达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公司17479件，差距悬殊。

2015年，我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种子销售市场，然而如果不能扭转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弱势地位，巨大市场份额的受益者更多的将是跨国种企。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鼓励创新、推动中国种业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简称UPOV公约，是保护育种者权益的重要国际协定，先后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三次修订。我国于1999年成为UPOV第39个成员，目前采用1978年文本（以下简称“78文本”）。随着与全球种业市场的接轨，要求中国采用1991年文本（以下简称“91文本”）的呼声越来越高。

采用91文本将对我国种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完成这一过渡？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农业部种子局品种管理处处长吕波。

91文本对育种者保护更有力更全面

记者：91文本和78文本在内容上有什么区别？

吕波：91文本与78文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保护范围、保护期限、保护领域、农民特权、育种者豁免以及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保护等方面。其中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育种者权利保护客体的延伸、农民特权和实质性派生品种等方面。

首先，在实质性派生品种问题上。我国农作物品种普遍存在同质化问题，作物育种创新缺乏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未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制度。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上的缺失对于那些原始创新品种权人的保护明显是不利的。

78文本中没有实质性派生品种(EssentialDe？rivedVariety，简称EDV)的概念，而91文本中引入了这一新的概念，并规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被独立授予品种权，但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生产和商业化应用，需征得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否则即为侵权。此规定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原始育种者的权利保护，另一方面是为了鼓励育种人和新技术发明人之间的合作，以便最终保障育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育种者权利的保护客体从繁殖材料延伸到了收获物，以及直接由收获物生产的某些加工品。这样的规定，为保障品种权人权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对于一些无性繁殖类品种。

最后，在农民特权问题上。78文本对农民特权是一种强制性例外，要求各UPOV成员必须给予农民特权，即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无需向权利人支付许可使用费；而在91文本中，这种强制性例外变为了非强制性例外，即由各UPOV成员自行决定是否对农民特权给予限制。

总之，91文本对育种者权利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范围更为全面，因此，顺应当今社会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的需要，积极采用91文本的有关条款修订我国的保护条例或《种子法》，当是我国在全面加入91文本前的必然选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规范化能增强种企创新积极性

记者：加入91文本会对我国种业发展产生哪些促进作用？

吕波：91文本对植物新品种权利在保护范围、保护领域、保护期限及保护措施等多方面较78文本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推动以新品种保护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种业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更多育种成果和育种家的权利得到保护。我国执行的78文本只对保护名录范围内的品种进行保护，这样，从事保护名录范围外的育种家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对这些育种家是不公平的。

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育种成果。外国育种家因为自己的新品种不在公布的名录内而得不到保护，或者我国采取的新品种保护制度为78文本，不愿意把新品种引进我国，这对提升我国育种能力极为不利。

有利于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种业创新体系。主要体现在增强种业企业对育种科技创新投入积极性，有利于打造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