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研究人员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转基因实验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
“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insulin)或者把垃圾转变为燃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5000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眼球。
1953年，英国研究人员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研究人员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特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cell division)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研究人员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除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的原理。
当研究人员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研究人员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研究人员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之前已经跃跃欲试的不少大公司由于对这项研究前途未卜，也停止了投入和赞助